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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方老师您好，今天我们受院里指派，加上我们新闻学社本身也有这个条件，我们想来和您作一个专访。说是访问嘛，说实在的就是来向您学习。我们的主要问题都是由她（谭玉珍）来提问的。

      方汉奇：哦，发言人。（笑）

      记者：今天我们来就是向您学习有关高校报刊的发展及现状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人大的新闻专业办了很久，您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老教授对于人大新闻专业的同学办的报纸应该很了解吧？

      方汉奇：倒是一直在办。开始人大是黑板报，那是80年代。黑板报呢一个礼拜出那么一期，叫《新闻周报》，现在还在出。纸媒体是印刷的，80年代开始的时候咱们中国国力不强，经费也少，所以是黑板报。黑板报也挺锻炼人，而且办的也挺好，非常受欢迎，在校园里它成了信息总汇。人大是多学科的（大学），新闻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新闻是管传播的，管信息的，而信息是公众需要的，你的信息和公众的需要对上口了，那就受欢迎。所以每一次出版都是看别人怎么做。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都在校园里转一圈。

      记者：那您有没有参与过、指导过这些同学们办的报纸呢？

      方汉奇：没有。因为我是教新闻史的，那些活动应该是属于编辑课老师的。编辑、采访属于新闻实务的那些老师。

      记者：从80年代的黑板报到现在人大的印刷报纸，这一段路程走来您觉得其中的发展、思想、定位之类的有什么变化？

      方汉奇：现在办的也挺好，但是毕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编辑部和它的记者是两三年就换一茬，因为到了四年级虽然经验风富了但事情也多了。这些年来既要找工作又要写论文。以前是要写论文，要实习。一般是二、三年级是主力，而一年级就当马仔。一年级的就实习吧，跟着师哥师姐们闯炼闯炼，主力是二三年级。大概每一年都要做微调，但指导老师是固定的。黑板报保持出了几百期，每周一期嘛。一年就五十四个周，不包括寒暑假，四十周左右。

      记者：那个时候还是挺辛苦的，每周一期还要手写。

      方汉奇：当年我也办过学校学生刊物，我念新闻系的时候我在班上是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就管出黑板报。我们那不是黑板报，是手写报纸。一年级在南京气象山的一个新生部，只有百八十人，等一段时期也有不少信息呀。没有发生的事可以报道，发生的事也可以报道，即将发生的、可能发生的事也可以报道。有这么一个手抄的、手写的报纸，完全仿照纸媒体的那种制作方式，有标题、有版面、有新闻、有评论，然后标题都是用仿宋，写起来很辛苦。我的体会是办校报很辛苦，特别是手写报纸。因为一个礼拜出一期，你课余的时间又有限，要一个星期都办这一个报纸那就都是旧闻。一般的板报要提供最新的信息，因此它不是礼拜一就办，礼拜一要出那就礼拜天通宵来办这个报纸，包括采访、写上去、美工。通常要花两天的时间，连采访到写作。我说的这都是六十年代的事情。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一期没事儿，家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栖霞山知道吗？星云法师就是在那出家的。星云法师做学徒僧，小僧弥的时候就在那儿，我们天天看到。那一期临到快出版的时候，没事啊，没头条！没头条就制造一个头条，在农村找点庄稼，放一把火。新闻要事实呀，这是事实啊。这么多年尝试下来着了那么一场火，上了一个头条。

      记者：那后来这件事情怎么结束，只是自己制造的，没有……

      方汉奇：新闻系的学生嘛，学了新闻，对新闻来说就是事实嘛，而且是最新发生的事实。好在不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后果，就在农村的场堰里头把那秫秸烧了一点，烧完以后就写了一个报道：昨天晚上，最近呢……报纸虽然是手写的，但说的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又新，又算是一个新闻。（那是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那是1946年。后来我就在学校里头念书，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都参加过校报的工作，跟您们的性质差不多，新闻系办的。人大后来的《新闻周报》到现在还在出，那是铅印的周报。铅印的周报办的还不错，因为那毕竟是新闻系办的。人大的校园里还有一份团委办的报纸——《青年人大》。

      记者：它那个报纸规模比较大。

      方汉奇：对，团委办的报纸财大气粗。因为它是团委的机关报，物质条件好，但是它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如《新闻周报》。因为《青年人大》是吸收全校的学生参加。

      记者：刚才听您说的人大办报运作经费上基本还是学院拨款。

      方汉奇：是的，基本上是的。《新闻周报》是学院提供的。

      记者：一般都是主管单位拨款是吗？

      方汉奇：不是走市场，还是属于体制内的报纸。否则的话经济怎么解决，又不能发行。发行也不一定有订户，不一定支撑的了。

      记者：那很耗费精力，而且影响学习时间，如果真的发行的话。

      方汉奇：国外大学的报纸，我看过。我出国的时候喜欢到学校去，看学校。国外几个大学主要的新闻系我都去过，而一般的新闻系呢办一个报纸就是办城市报，它不是办校园报。那个城市就是大学城。就是一个城市贯穿一个大学，城市也不大。那些居民都是吃大学的饭，多余的房子出租给学生。他们学校是不管住房的，学校不管生活，不像我们的学校，大学校小社会。人家是不管吃喝拉撒睡的，一概不管。什么男女生有什么问题，这个不是学校的事，在我们中国国情，学校还要管这些事。围绕着这个城的居民都是学校的职工、家属，然后为学校服务的一些商店，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就这么形成一个大学城，然后这个城需要一张报纸、一个广播电台，新闻系就接过来了。这样它可以走市场，可以发行，做广告，这就有进帐了。采访也容易，美国的大学城都不大，像普林斯顿所在的就是一个小城，像密苏里新闻学院，它那个城叫哥伦比亚，也是一个小城。哈佛也是一个小城，剑桥嘛，cambridge也一样！

      记者：那您觉得我们的高校报刊是不是也要向他们这个方向发展呢？

      方汉奇：这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没有这种大学城啊!中国是大学被城市包围着,而且是和城市共办。有很多是与城市共建，地方财政有钱呀，像成都就是一个有钱的城市。有的城市是没钱的，有的是有钱的。他可以投入一点，然后你招生的时候就得照顾一点，多招一点。这就有点不公平啊，但人家掏了钱啊，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记者：刚刚我们也说到校园报刊由于受到时效性的局限，不可能保证每天必出，能做到每周出一期就非常不错了。对于这个，您觉得人大新闻系的报纸在定位上比较侧重于什么，您觉得他们做得怎么样？

      方汉奇：它侧重的还是以学生为主，兼顾职工。但是我看他们的副刊上也有一些教师写的东西，面向师生但是以学生为主。因为老师住在学校的四面八方，校内一半校外一半。住在校外的（老师）了解校内的情况就通过这个，是非卖品。一般我收到的都是搁在我的信箱里，那就说明它是非卖品，因为上面也没订价。所以它的发行就是定量、指定对象的发行，而不是面向公众，全面的报刊。我这当新闻系的老师就能收到，那经济系的老师就不一定能收到。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以学生为主。

      记者：他们的报纸由于受到时效性的限制，是不是适当增加一些评论？

      方汉奇：对，他们有评论，有批评，有建议。涉及到教学安排、教学内容、生活管理、后期服务、文化信息、学术信息，有的是报道。哪个专家学者来将个专题呀，开个什么学术研讨会呀。

      记者：那您认为人大新闻系的报刊这样的安排，他们的办报理念合适不合适？

      方汉奇：大体上合适，要努力的（方面）就是信息量不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记者：我想问一下他们的新闻可读性强不强？

      方汉奇：还可以，还可以。

      记者：他们的新闻是不是只局限于新闻系呢？

      方汉奇：不是，新闻系办的这个报它是校园报，它是面向全校的。报道新闻系的话信息量就很少！

      记者：那它会不会和《青年人大》有所冲突呢？

      方汉奇：是有点冲突，所以它这个就要各显神通，也是一种竞争机制。

      记者：人大现在的校园报刊有很多，他们现在发展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方汉奇：（新闻系）现在基本上就是两家报纸，《青年人大》最近好像要开展一个２０周年的庆祝活动。其实我们作学生的时候壁报很多，就是手写的壁报，贴在墙上。而且一个社团出一个，有的同仁也可以出一个。我们五个人组织一个什么社，然后我们就办个什么报，定期的。隔几个星期出一期，手写的贴在墙上。也有头条、二条、三条，也是一个版面。我的诗我觉得不错，同学们都知道，这就有一个发表的园地呀。写着写着人家觉得认可，这个人会写诗。写着写着人家说这写的是狗屁，那就自己改辙了。一般的敢出来办报的都是有两下，都是活跃分子。多数是文学报，新闻系办的是信息。其他的多数是像副刊性质的，提供一个发表园地，文章又不能太长，像诗啊、散文啊、杂记啊、小评论啊，还可以加上漫画。你们有艺术学院吧？

      记者：有。

      方汉奇：艺术学院可以利用艺术学院的（资源），可以加上摄影、漫画。漫画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面向公众的，也可以是面向校内的。

      记者：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您那个时代办报都是手写还能坚持一周一期，而现在我们的学生投入的精力不够大，还是怎么样的……

      方汉奇：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记者：（他们）都不能坚持一周一期，而且责任心不够强。

      方汉奇：我念大学的时候，1946年入学，1950年毕业，尽折腾了，搞学生运动。我和***是一届的大学生，他干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也在干什么。他是搞学生运动的，整天游行啊，示威啊，回来写抗议啊，然后就批评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啊。所以学生运动的时间很多，要应付解放,有时候还要演出，排练节目。老师穷得要死，物价飞涨。侯宝林有一个相声，单位通知领一袋面粉，救济的，第二天去领就只够一支牙膏了。物价飞涨，那点钱就只够买一支小牙膏了。隔一天物价就不一样，老师也没心上课，学生呢大部分时间搞运动。那个书念得七零八落的，就那点书也没念好，学校生活也不是那么方便，这是我那个时代。也算是跨时代的大学生，我毕业的时候是1950年。

      记者：我想问您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您创办的壁报当时有没有什么行动呢？

      方汉奇：那个到解放就停了。解放前就是迎接解放，解放以后就是参军啊，参加反对银元贩子啊，解放前有那些投机倒把的，还要组织一些活动。我大学时念了两门政治课，一年级念三民主义。当时规定每一个人毕业的时候要交一份三民主义，抄一本。所以我的三民主义比台湾的人还熟，台湾的一些客人来了，三民主义我比他们熟。孙中山的遗嘱那时候每一个礼拜都要背一遍，因为我抄过一遍，所以印象很深了。

      记者：听您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有学校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方汉奇：现在（环境）是很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建国到三中全会，1978年，一个前17年，再加上*****10年，27年没学什么东西，尽折腾，搞政治运动，然后劳动。现在是春耕了，要下地干活了。等到夏天就双抢，学生老师都下去了。秋天有秋收，冬天搞水利，这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么两个口号，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劳动。政治就是搞运动，劳动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你们现在想想看这怎么学啊，这怎么学啊？整天搞这些，还学什么？

      记者：恩，我们小学的时候也放过麦假，秋天的时候打玉米要放玉米假。现在我们在编辑报纸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报纸是面对全校师生的，基本上都是高素质人才。我们就想办得思想性强一点，但同时又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新闻系故意做作。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建议怎样把它平衡起来达到一种最佳的效果。

      方汉奇：这要考虑受众的感觉。如果你想陈意甚高，给校长、老师作思想工作，那看《光明日报》不就完了。你可以提一些小建议，比较贴近实际的，给一些现实性的意见、建设性的意见、批评性的意见、表扬性的意见，好的典型可以起推动作用，可以推广的。（内容上）基本是以正面为主，适当有一些批评和建议。

      记者：现在可能您也知道，在校大学生比较能够接受的传播领域——网络，它的新闻信息来的比较及时，比较迅速，和报纸相比的话报纸的时效性就太差了，尤其是我们这种一个学期出两三期的校园报纸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直在担心报纸的存活期是不是很短，它到底能不能和网络媒体竞争呢？

      方汉奇：鲜活的程度上，网络要更鲜活一些，更快，更及时。报纸等纸媒体只好在其他方面，比如深度报道等报道公众感兴趣的东西。

      记者：您刚刚说到深度报道，现在的电视也作深度的评论报道。它是影音图像全都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不管受众的文化程度在哪个层次，但是报纸受到受众文化水平的限制，我们就想报纸在与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的竞争中是不是会逐渐被淘汰呢？

      方汉奇：不会的，各有各的活法。媒体要扬长避短。

      记者：我最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您的文章，他用的标题是《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前几天《人民日报》网站出了一篇评论，作者就在批判《光明日报》，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写。

      方汉奇：这个我没有看，《人民日报》批评《光明日报》？

      记者：对，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写，不应该说您是冷门做出了热学问。新闻史是一个冷门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汉奇：标题是报社的标题，他这个界定不一定是那么准确。对时物来说，新闻史相对的是学术性强一点，不是与实际结合得那么紧，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它也不能就说是个冷门，因为最近二十年来新闻史研究发展的非常快，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是冷门了。你把《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发给我。

      记者：好的。您对南方的高校报纸了解吗？据您了解的，北方和南方各个学校新闻专业的报纸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方汉奇：不是特别了解。我没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同，人大和复旦代表了华北和华中，这两者之间的基本观念和理念比较相近，而暨南大学因为生源有港澳台，面对海外，面对市场的因素多一些。当然复旦和人大还有传统的海派和京派，复旦海派一点，海派就更开化，更时尚。京派海派一说在鲁迅那时候就有了，京剧里也有，“麒麟童”（周信芳）就算海派，马连良就算京派。麒麟童比较火爆，非常有激情，马连良就比较含蓄，潇洒规矩。麒麟童是比较个性的，这是京戏上的京派海派。再就是京派的戏都是照老规矩演，而海派的戏又搞化妆，又搞布景，有的时候把驴也拉上台，牛也拉上台，显得很热闹。和上海那种十里洋场的海派文化类似，复旦在那个氛围中肯定是这样的。

      记者：也有些同学说学新闻，搞学术就到北方，想工作挣钱就到南方，不知道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方汉奇：应该说那方面的因素多一点，比如说到南方他的市场化建立比较早，市场观念更强一点。比如在上海，用钱去挣钱，用本事去赚钱的渠道很多，机会也多，所以向那个方向有点倾斜是很自然的事，北京是另外一个特点。北京的商业市场不如上海发达，北京的第三产业不如上海，北京的生活不如上海方便，北京的物价也高于上海，在北京你就要忍受这些。但北京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他的历史文化沉淀很深，另外他也是一个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对于从事新闻工作、学习新闻的或者研究新闻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制高点。所以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制高点。因此这方面的倾向多一点也是很自然的，这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记者：那北京和上海就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深度不同，会不会导致他们的高校在新闻教学理念上的不同。北方更侧重于理论的学习，而南方更侧重于实务？

      方汉奇：其实课程设置都差不多，因为全国有一个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领导的。另外还有一个社团性的组织叫做中国新闻教育协会。中国新闻教育协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下属的二级协会。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是科教部组织的，要聘请一些专家。上一届的主任是郭庆光，人大的前任院长，现在的召集人是复旦的李良荣，也吸收了全国很多高校新闻教育的负责人参加这个指导委员会。新闻教育协会是只要办学就可以参加，你们学校肯定也参加了。全国有将近600个新闻专业教学点，教育部那挂号的就有300家。全国的新闻教育通过这两个机构能够定期的活动，全国的办学设置都是充分协调的。所以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周边环境的不同。比如你们在这里办学有少数民族的优势，但你们就没有上海的市场优势，没有北京的政治优势。像北京两会的时候学生可以去跑腿啊，到宾馆去找政协委员，用光明日报的名义什么的，我们免费去帮忙，这种机会在北京就多了。人民大学今年还找了两年期的奥运硕士班，奥运硕士班是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就是直接为奥运服务的。学习中就直接与奥委会挂钩，奥委会在北京啊！这个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侧重点，基本的教学规划是差不多的，都是通过协调的，不会有太大差别。

      记者：那您对我们现在新闻学科划分的范围怎么看？有的划得很细，有的划得很笼统。

      方汉奇：现在基本上是两大板块，一个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再就是新闻学、传播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国家学位委员会不倾向于设置过多。有不少学校希望设置广播电视专业、新闻学专业、传播学专业、网络、影像等，国务院不倾向于设置这么细的学科。他是压缩三级学科，适当增加一级学科。过去的学科设置太细，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按照计划经济传统设置的学科太繁琐，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专业吗，叫纽扣专业？专门是给纺织系统研究纽扣的，有这么一个专业。

      记者：为什么我们感觉专业划分越细越好呢？就是感觉那样专业性强一点。毕业之后，各个媒体用人的话就用对某个方面比较专的人才。我们现在感觉比较迷茫的是，我们学的是大杂烩，什么都学，但什么都不是很专业。

      方汉奇：适当的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广播电视单列出来，媒介经营管理也可以，现在媒介经营管理人才比较缺。适当的设置一些这些专业是可以的，但不能太细。太细了要对口就比较难，最好是有一点基础，然后有一个方向，再有点兼容性，别把路子弄得很窄。你们年轻人的可塑性是很好的，特别是新闻。新闻是一个边缘学科，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宽，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礼俗、艺术、语言文字都涉及，所以新闻学培养的是杂家。在杂家的基础上再有一个或者两个比较强势的方面。这样的知识结构比较合适，太窄了不能兼容的话，在实际应用上有一些局限。比如摄影记者到第一线，你不能光照相不写稿呀，战地记者就你一个人，没有助手。同样，文字记者也应该拿起相机。这些基本点都应该掌握。至于专业化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知识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的。胡适说的“为学当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打基础很快，但它有尖端。新闻系学生的知识结构应该是这样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它的适应性很强，到了一个地方它马上就能存活。像柳树似的，插在那就活。如果他很娇气，他很特别，他很有用，他很有特点，但他的存活率很低，那不是新闻系培养的理想人才。理想的人才是插在哪就能活，然后通过自身的强化来弥补某些不足。

      记者：我还想问一下中国新闻史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

      方汉奇：影响很大，影响到方方面面。新闻史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就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京戏里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旬慧生，四大名旦是怎么出来的？是报纸选出来的，1927年《顺天时报》选出来的。四小名旦张君秋、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这个是1937年北京的《立言报》选出来的。你看，媒体和艺术的关系很密切吧。评戏，原来叫唐山乐子，是地方戏。之所以叫它评戏，是因为李大钊在《晨报》上首先用的。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评戏就是他的家乡戏。与语言文字也有关系，很多话语是经过媒体才成为社会公众接受的。比如说把什么搞好的“搞”，搞点儿吃的，这个字你们查了康熙字典没有？这个字孔夫子不认得，孟夫子不认得，朱熹不认得，连鲁迅都不认得，因为这个字是1942年夏衍在桂林办《救亡日报》的时候他创造出来的，是报纸创造出来的。现在约定俗成了，谁都知道提手旁一个高字念“搞”，孔夫子要是活着他会问这是什么字啊？他不认得！垮台的“垮”字，这也是《救亡日报》创造出来的。新闻史就是研究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让你知道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从中得到借鉴，它既是知识也可以起到借鉴作用。让你聪明一点，好的东西你就发扬他，不好的东西你就可以防止，有个教训。不要愚蠢的去重复旧的错误！学历史一般来说就是起这个作用，而且历史的这种作用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为什么螃蟹拿起来就敢吃，因为前人吃过啊，知道长得难看但好吃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吃蜘蛛啊？起码我爷爷、我爸爸、老人没说这蜘蛛好吃。蜘蛛看这样子有点怪怪的，不敢吃。螃蟹敢吃，虽然也怪怪的！这就是历史啊，这种历史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些理念都是与我们前人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借鉴有关系呀。一般人要了解一般的历史，搞新闻的应该了解新闻的历史这是很自然的。美国有新闻史学会，1982年成立的。美国的很多大学，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以上都设有新闻史的课。

      本文作者（排名不分先后）：西南民族大学新闻系   邹万明  张赛文 吴祖荣  刘铁梅  谭玉珍

      为什么不适宜？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讨论出路的条件，中国文化还不能够被世界所接受。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但这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点我们需要向韩国、日本学习，他们的经济促发了他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学习汉语，但他们仅仅是在当作一种语言工具来使用，并不能深刻体会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出路我们还找不到，但如何守住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现在能够做到的。

      最近北京又在开始新一轮的老城改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它的改建牵动了许多国人的心。老城改建，意味着古老的东西将被新的事物所取代。据说北京的四合院已经所剩无几了，令许多北京老人痛苦不已。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好，我们传统的四合院就是中国建筑的典范。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建筑，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中规思想。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有能力去守住自己的文化不受侵害。如上面的城改工作，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建筑风格，自己的城建风格呢？现在的都市变得越来越乏味，已经没有的中国建筑文化韵味，到处是高楼，到处是霓虹灯，到处是酒吧！

      仅仅从建筑一行就可以看出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存在问题，而事实是我们有能力保住它。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应该从守护开始，只有守护好了，它才能迎来更好的出路。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杭州参加第五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这里我代表今天来参加大会的网络媒体向承办这次会议的国际在线、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网络媒体与和谐社会。我想，谈到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环境，网络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对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创造和谐的社会符音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下面，我从互联网乃至网络媒体的特点来谈一下我们网络媒体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应该如何作为。

    一、互联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当今社会中综合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和人类现代化服务手段最集中的领域，是最现代化和大众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传播的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同时，由于其扩散性、交互性、隐秘性等特点，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由于这样的特殊性和独特作用，使得它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着发挥两种相反作用的可能。一种可能，成为其他载体无法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成为一支重要的无法代替的建设力量；另一种可能，弄得不好，又有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破坏性力量。

    1、互联网的传播功能，使其具备了完全的或部分的媒体性质（这里之所以提到部分，是因为指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因而必然会发生舆论的导向作用。无论承认不承认，这种引导作用是存在的，不是向这方面导，就有可能向那方面引导，纯客观是做不到的，又是不可能的。

    2、互联网的交互性及其广场式的问题讨论方式，使其在社会沟通的桥梁和“民意”表达场所的角色扮演上举足轻重。这种“民意”，由于网民的构成不同，有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有可能代表了少部分人的意见，又有可能完全不代表民意，只是个人不满情绪的发泄。即使在民意当中，有些可能反映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也有可能出于一时义愤不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这种场所完全有可能发挥两种不同的作用。

    3、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即时性、聚集性、扩散性和上下传输的便捷性，使其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传播上担负起特殊使命，使其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因素的消解力量，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助长力；也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和不安定因素的扩大器，加强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过的。

    4、互联网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的娱乐功能、服务功能及其特殊吸引力等，使其在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有可能提供的是一个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成为国民健康精神的塑造者和社会健康文化的弘扬者；又有可能提供的是一个传播色情凶杀诈骗的场所，成为罪恶扩散的宣传地。今天互联网上的这种较量就实实在在存在着。

    二、网络媒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历史责任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看到，网络媒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将不可避免地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天生存在的，不是你愿不愿承担的问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作为网络媒体，你不是成为建设性的力量，就有可能成为非建设性的力量，甚至破坏性的力量，这是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网络媒体应当怎样积极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呢？我想，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1、成为正确舆论的引导力量，也就是承担起一个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当前形势下，要重视中央方针政策的传播、重视时代精神的弘扬、重视先进文化的渲染、重视社会进步的推动。突出主流舆论，突出主流声音，突出主流民意。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推动发展的作用，为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

    2、成为表达理性民意的场所。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社会多样化的到来，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加，各种矛盾和冲突增多，网络媒体要努力把互动平台，如论坛、BBS、内容跟贴、及时短信等，办成社会沟通的桥梁，办成社会不满情绪的消解器，办成有益社会各阶层理性探讨问题的场所。不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成为错误思想和言论的传播地。人民大学彭兰教授在分析和谐网络舆论的构建时，有这样一段话“个体参与网络意见表达的动机是多样的，虽然大多数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交流是出于积极的，良好的愿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人恶意和非理性的动机。”“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网络给于网民足够的话语权，但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带来理性和建设性的交流。由于交流环境的限制，平等的深层次的交流在网络中相对有限。相反，有些时候，非理性观点和情绪会占上风，而它们在网络中的传播也可能如同病毒一样势不可挡。”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中肯的，很值得我们这些网络媒体管理者深思。

    3、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助推器。社会矛盾甚至冲突，常常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上表现出来，而互联网往往又是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反应最敏感的媒体。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互联网就立即有所反应。这种反应一旦失去理性的引导和控制，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成为盲目情绪的发泄地，矛盾和冲突不但不能消除，相反会有扩大事态的结果，这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方面，网站管理人员，编辑“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是不可缺少的。

    4、成为健康文化的弘扬者和人民大众满意的“精神乐园。”一句话，我们要以对党和国家、民族、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生产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和建设健康的文化产业，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如果我们网络界能共同负起责任，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己任，自觉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那么，互联网事业就会随着这个东风，得以更健康地发展。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行，切实按照《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和谐环境网络媒体倡议书》中提出的要求，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做好新闻报道、信息传播和互动引导工作，为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在这美丽的西子湖畔，我预祝第五届网络媒体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1/15/content_3782107.htm

    1、关于我国的12海里领海说法。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我国采用12海里领海。一石激起“三”层浪，因为声明语焉不详，印尼，美国等国家都纷纷来打听，你们的领海到底到哪里啊？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去争这些，就暂时出个模糊的说法拖住海洋问题。这也是周总理想出来的法子，他还是相当有远见的，为今天我们处理海洋问题赢得了时间。

    2、关于海洋边界界定的方法。
    a、自然延伸原则。就是所谓大陆架，是大陆的延伸，延伸到哪里算哪里，直到海底地形突然一沉，就算是大洋了，大陆架也就到头，土地权利延伸的极限就在这里了。
    b、人口比例原则，人口多的国家多分一点。
    c、相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岸线长的国家多分一点。
    d、中分原则。

    3、关于南海问题。话说1946年，林遵率舰队收复诸岛，说是收复，我看还是有接收失败者财产的成分在，有些岛屿其实不知道是谁的，日本人占了，又输给了我们，我们自然就笑纳。跟随舰队出海的，有一位地质矿产部的司长级官员，大笔一挥，用九条虚线划了一个大口袋，这个口袋大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地图上都只好另开一个新窗口，专门显示它。回来以后，印到国民政府的地图上，公诸于世，边界线就这样出笼了。

　　本来我们画了图，说我们家的院子到哪里哪里，邻居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说，就当你们没有意见了，但是这伙邻居几乎十年都不吭声。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这才陆续跑出来主张主权。我们自然是得理不饶人：“你们有意见为什么不早提？现在我们都管了这么多年了，哼哼！”但是这九段线划得实在是太那个了一点，基本上都是沿着人家的海岸线划的，人家家里内讧结束，当然要出来理论一番，南沙争端，于是越演越烈。

    4、南海，中国没有充足证据来争辩。实际控制和治理的证据是判定海域的标准，而不是历史性证据。

    5、1991年，中国大洋协会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登记注册为国际海底开发先驱者，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万平方公里的开辟区，马上开始勘探调查。1999年，完成开辟区调查，弄清情况后，按照约定，上交勘察资料，放弃开辟区内50%区域的开采权中国大洋协会为我国在上述区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金属结核矿区。当然是我们挑过的富矿区。

    6、目前我国在海洋勘探技术上处于世界前列。